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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师》是以写人为核心的小说。
虽然经常打着历史小说的旗号，不过心里是很清楚，从分类上最多只能归结到人物传记，就连历史人物传记都很勉强。这是因为与严格的史传作品不同的，《帝师》的目的并不在于叙述事件、展示一段波澜壮阔的大陆统一历史。《帝师》从一开始目标就非常明确，这就是我的理想我的寄托，写这些文字就是要创造出一个彻底符合各种理想（包括政治理想、文学理想、人格理想等等等等）的人物来。
而一旦涉及到人，个人的魅力必然是极重要的。
理想的人物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具体说来当然是见仁见智。但有些东西是人所共通，也愿意承认其为理想的；从古到今，基本一理。落实到人的身上，身体的强健、心智的杰出、感情的细致丰富、为人处世的权变圆通、高尚美好的道德和责任心……所谓理想化的人物，这些品性或者说特质的存在都是极重要的。而这些用传统儒家的语汇来总结定义，则有一个词可以概括：圣。
“圣”这个词，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分量是极重，语意内涵也是极其特殊的。先秦诸子都有各自定义的“圣”和“圣人”，其中影响最大或许还是儒家“内圣外王”的学说。历史上能够用到“圣”作封号的人极少：三皇五帝的上古时代是被后世推崇有“圣人”的时期，但史料渺渺不可考。尧舜之后，就直接到春秋战国的纷乱，有孔子被后世追为圣人，“至圣先师”的御赐封好，是对这位本身从未执掌过权力、但影响绵及至今不衰的“素王”的至大尊崇。清代康熙皇帝庙号圣祖，也是考察其一生功业能够当之而无愧，并非单纯奉承溢美的说法。另外，还有一个“圣”在中华文化范畴下是知道得极广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当然，这里面涉及到许多其他的东西，不过这一个“圣”字的印象，于人总是非常深刻。
说到这里，总体的意思，最后的落点还是在儒家“内圣外王”的“内圣”。内圣指的是个人的修养，自我的把握、明心见性和自身的提升，最终达到一个“圣”的境界。诸子的学术，大多认为至道、至圣是可及的，但儒家不同于其他学术，在于儒家达到“圣”的途径手段是自修自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然后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的修养，在儒家是极重要的。而修养的手段，从后代儒者的研究深发中，则是多种多样。用禅宗来类比，真是“坐卧行走，无一不是修行”。在这些修养形式中，又有一些是格外能够提升人心智境界的，比如诗词文赋，比如琴棋书画。所以中国传统的士人，多在这些被我们后世人归类到文学、艺术类别的领域多有造诣。但如果推还其根本，这些方面的修炼出色，目的其实在追求自身修养的提升，只是一种到达更高境界的方法途径，而不是真的让人将心力单纯寄托到文学、艺术等诸如此类的形式手段上。这种观点投射到具体文学上，则有千余年历史的关于“文以载道”的争论。当然，文学应该是有其独立性、自觉性的，这一点不该否定；不过，就其行为发生的最初目的、文学之于个人的功用，追本溯源，归根结蒂，或许还是在个人的修行吧？
说这么多，似乎还是在外围兜圈子，依然没说到主题。那么，从文学、从修养收回来，重新回到最初“人”的理想的塑造上面。其实，这两者有很强的内在关系：小说是塑造人物形象为根本目标的，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人物，如果附贴上最简单的理想标签“内圣”，那么要塑造、体现这样的形象，就必须使其内在修养形象展露于外。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各种手段，各种形式、方法，去表现其内在的完美卓绝。
所以文学这样的手段，就变得很重要。
而我们评论一个人出色、全面，往往会用一个词语：“文武兼资”，或者是“文武双全”。通常“武”的概念是简单而比较明确的，所谓“能武”，在军人自然可以直指军械的运用技战术的掌握，一般人如果能耍上几手防身术施展开两趟拳脚功夫，或者挣个跆拳道柔道段位之类都可以说是有“武人之风”。而如果进一步，指挥军队，军事战略、统领方面的才能得到培养发挥，那则可以视为绝对的“能武”了。但是“文”的概念要远比“武”广得多——笼统地、不客气地说，一切“武”以外的，都可以归到“文”的类别。笔头的文采辞藻是“文”，交际用的外语、礼仪也是“文”，历史文化的熟悉是“文”，各种艺术品味也是“文”。而安邦掌国，经济治世，一平天下，则是世界上最大的“文”。“文武双全”、“能文能武”，真正用起来的时候，“武”或者还可以较多的落实，“文”之含义的局限，简直无法估计。不过，一般地，说到一个人“能文”，大体上的意义还是倾向文章词采的方面。也就是说，在文学方面，有相对超出一般的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