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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皇帝的时候，刘常满心里觉得，按自己大舅吕泽当确实应该封王；而赵王张敖虽然功劳不大，但也没有过错，将他的诸候王位削掉，也甚是没有道理。
因此那个时候，刘常满确实私底下和阿妈说起来过，等以后自己做了皇帝，一定要给大舅吕泽封王，姐夫张敖的的赵国虽然已经封给了如意，但也要想办法再给他恢复诸候王号，另封一郡给他。
可等自己做了皇帝，刘常满这才明白当初阿爹的苦衷：这些异姓诸候王根本就是敌国！所以刘邦才煞费苦心，宁肯背着天下人和后世“诛杀功臣”的骂名，也要将这些异姓诸候王铲除——想来以后的历代王朝之中，都有类似事情发生，就可以想见诸位开国皇帝的思路，基本上是一样的了。
等异姓诸候铲除得差不多了，刘邦这才与诸候订下白马之盟，约定从此以后，“非刘而为王者，天下共击之！”
非刘不得为王，刘常满当上皇帝后，算是彻底的理解了阿爹的心情。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中国古代皇帝们的治国理念，一贯禀承“家天下”的宗旨。所谓国家，就是国是放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既然如此，那距离皇位最近的诸候王，当然只能封给自己家的兄弟子侄——哪怕是有人起来造反夺了天下，那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照归在咱老刘家转圈不是？
所以对于阿妈地要求。刘常满左思右想，不能答应。
医疗技术和医疗条件的不同，会从潜意识里，给人类的思维打上烙印，这一点，刘常满是早就知道了的。
比如说刘常满穿越之前的二十一世纪吧。很可能。在医疗技术上，美国与中国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在医疗条件上，特别是医疗费用地问题，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可就太大了。
在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下，美国人得了大病的话，基本上都由社会保险负担；而中国人得了大病，基本上都由个人或是家庭负担。
有一个笑话。说是中国人和破产之间的距离，就是家中任何一个人大病一场。当然，这个笑话一点也不好笑，因为它说的是实话。
所以，在医疗技术和医药费都有保障的情况下，美国人一般是这样打算的：二十岁以前努力学东西；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赚钱，然后就考虑退休事务，把余生献给自己热爱地东西，比如艺术，比如慈善等等。
可中国人不行。在医疗技术有保障。医药费却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中国人只能拚命的攒钱、攒钱。
二十岁参加工作后就得开始攒钱，等到三十岁有了小孩更要攒钱，四十岁之后，家里父母都老了，更得攒钱。五十岁以后，那更是得为自己拚命攒钱：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场疾病就会降临到自己或是家人的头上，而倘若你没有攒到足够的钱，就得眼睁睁的看站他们受尽折磨然后死去，把无尽的悔恨留给自己。
这还仅仅是医疗费，不说医疗技术上的差距，就在人们的思维方式里烙下这样的烙印。如此深远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美国人总是预支将来的钱，而中国人却拚命的为将来存钱。
单是一个医疗费用的问题，就能如此深远的影响人们地思维，更不要说医疗技术的差距了。
汉初的医疗技术极为落后。年纪轻轻就暴病而亡的人不可胜数，贵为皇帝也不能例外。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有一种危机感。
“倘若过不了多久，我就一病暴毙而亡了，那以后的事情会怎么样呢？”是这个时代很多人潜意识里的一种思维方式，甚至刘常满觉得连自己都受到了影响。
想想吧，自己阿爹刘邦贵为皇帝，却也在六十二岁就得病亡故——而在现代，这个年龄，正是后世大部分“总统”、“总理”上台伊始的年龄。
在这样地情况下，“倘若我很快就死了，以后的事情会怎么样呢？”就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一种极端的危机感，压迫着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身处高位、学识丰富、见闻广博地“精英”阶层。
是呀，倘若我明天就死了，事情会怎么样呢？刘常满也常常这么想。照现在局势，如果我明天死了，那阿妈肯定得从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燕王刘建等人中选出来一个，接替自己的皇位吧，毕竟他们几个都是弟弟。
赵王如意肯定不行，自己活着还强些，倘若自己死了，阿妈非得想法把他娘俩都弄死不行，肥哥恐怕也不行，他已经二十多岁了，阿妈要是扶他当了皇帝，自己对朝政可就一点控制也没有了。倒是肥哥的三个儿子，可能会选出来一个过继给自己，好继承大统。
但是，倘若是答应了阿妈的要求，把大舅小舅还有姐夫都扶植成诸候王呢？
那倘若自己死了，这事情就难说得很了。自己没有儿子，并没有名正言顺的继承人，那阿妈肯定会
政——按照鲁候以母代候和萧何死后，候位传给其妻来，阿妈以太后身份执国政，那也是正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