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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红旗已升起在
天安门广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蒋家王朝的覆灭，全国得以解放。尹秀娟眼见着、听说着与丈夫孙文源一起参加革命的某某谁回家来探亲了，又有某某谁来信了，还有某某谁怎样怎样的。然而，丈夫孙文源依然是人影不见、音信皆无。尹秀娟不淡定了。孙士星从青岛回来，她让孙士星想方设法广泛写信打听二叔的消息；孙首礼从上海回来，只带来了高群和金翠玉夫妇的一封信，信中说始终没有打听到文源二哥的消息；留在福州的孙文庆，去了合肥的孙相春，和在南京的孙文正，都先后写信回来表明没有孙文源的任何信息；崔胜、金明珠来过几封信，也只是谈一些工作情况和小抗战的生活趣事；大姐夫白旭因在济南战役中率部投诚，现以民主党派人士留任省政府参政，他也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孙文源的线索，未果；二姐夫杨洪春在徐州来信表明没有孙文源的任何消息……总之，丈夫孙文源就像人间蒸发似的，曾经的同窗好友、革命同仁，都没有为她揭开丈夫孙文源去向的迷底。
尹秀娟开始怀疑自己心底的那个阴阳，感觉并不灵验，倒像是自欺欺人的把戏而已。但她仍然心有不甘，便不由得拿来琵琶，神情专注地弹奏起来。《玫瑰三愿》是她学会弹琵琶时，弹奏的首支曲子，她对这支曲子情有独钟，是她最熟练、最拿手的。她弹指颤动，力度随着她剧烈波动的情绪不断地张弛变化，使曲调更加深沉而凄婉！忽而铿锵，忽而舒缓……突然，“卡嘣”一声断了一根琴弦！她心里一惊，难道丈夫文源他确实就不在了？！假如人还在，家里找不到他，而他可以找到家啊！八岐山、小埠山，他总记得吧？古槐树、宅院，他总记得吧？爷爷和娘、妻子和孩子，总记得吧？战乱时期，书信不通，情有可原！而全国解放一年多了，怎么连封书信都不写回来？这许多地疑问，只有两种解释：一是人不在了；二是负心不要家了。但她决不想信第二种解释，那么就是第一种解释人不在了。面对这个答案，她无话可说，只能苦水咽进肚里自苦自尝。战争，令多少母亲失去儿子，令多少妻子失去丈夫，令多少幼儿失去父亲！只说身边的：大哥孙文清，二叔尹兆喜，还有沈同福、史同法和孙相田，不是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五妹孙文菊遭受了非人地折磨，至今下落不明。征人战死沙场最为平常事！革命就会有牺牲。而自己何苦再去纠结丈夫的生死和音信！艰难困苦的十四年三个月都熬过来了，现遇上新社会，仨儿子也已长大成人，好日子正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丈夫孙文源的在与不在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她心结释然，精神焕发，便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儿子们携手共进，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高潮中。
转眼就是一九五一年的春天。这天辰时刚过，灿灿的阳光下，三百年古槐的青枝绿叶闪金亮银，风摇树动，远远看去，煞是一道美妙的风景。开天劈地，山村开来了两辆汽车。村民们疑惑地围拢过去看个稀罕，孩子们欢呼雀跃着跟在车后，彰显各自的见识，有地说：“头里那个小的叫吉普车，后面这个是大卡车。”“国民党那个时候大官坐小的，扛枪当兵的都是站在大卡车上。”大些的孩子说：“早先日本人的小车比这个还小，看着像乌龟壳。”有地问：“不知来了什么大官？”……两辆车行至村西头先后停了下来。小吉普里钻出四位穿制服的干部，两个四十左右的年纪，两个三十多岁，四人都是中等以上的个头。大卡车上只一个开车的，小吉普开车的也没下来。孙厚从坡里回来，正赶上四个干部先后下车，他紧走两步凑近了，惊讶地招呼道：“高齐民！孙文源的好友，年青时常来村里，革命走了后就不见来，现在是大干部了吧？”高齐民“哈哈”笑道：“我认得你，孙厚大叔，干保长总替乡亲们说话办事，被革职不说还险些被抓了去！哈哈、哈哈！”宋子铭说：“孙厚同志，高齐民同志现在是省委文教主任，这次特意到孙文源家里探望并处理一些事情。”“好好，好哇！高主任、宋书记，新中国都成立两年多了，文源还是没有一点消息，家里人急，我们也都急啊！”宋子铭让俩年轻的干部从卡车上抬下个大纸箱子，说：“高主任、孙厚同志，咱们走吧！车子就停在这里吧。”高齐民边走边左右看着，不时地赞叹道：“好好，有变化，盖了好些新房，街上也整齐干净了，这才两三年的时间，看来，我那干儿子士勋很能干啊！哈哈。”宋子铭也称赞道：“是啊！那年淮海战役时，这个村的支前工作做得最好，士勋派去的小推车支前队受到部队首长的亲自嘉奖和授旗，尤其孙文泽同志表现突出。”“这件事情，我在《齐鲁日报》上看过报道，事迹很感人呐！”高齐民说。他们边走边聊，行至古槐树下，高齐民仰面在树下转了几圈，感慨道：“解放了，三百年古槐更加枝繁叶茂，像是也青春不老，焕发着蓬勃生机！”他走到门前，分别抚摸了一下左边右首的石狮，风趣地看着宋子铭说：“宋老师，我对这个宅院比我自个的家都熟，我和孙文源是在北沟阎王鼻子那里开火打架认识的，所谓是不打不相识、不打不成交！那时我们才七八岁，自认识后，这家就成了我的家，那家成了文源的家，就事事不分彼此啦。哈哈。”
在村部办公室里，孙文凤提着暖瓶出门来要去打水，突见孙厚领着一帮人进门来，她一眼瞅见头前走的县委宋书记，便扭头向屋内喊道：“士勋，县委宋书记来了，快出来迎接！”孙士勋正开着支部会议，听到喊声便止住讲话，刚要迈步，听到：“我们这就进屋了，不用迎接。”话落人到，六猛子、孙文刚等赶忙站起来让出座位，孙士勋说：“不知宋书记来，这屋里乱七八糟的……”没等士勋说完，宋子铭说：“没事，没那么讲究，当年我们县委开会也就找块砖头、石块的坐下，有的还席地而坐。士勋，你先别忙别的，看看这位是谁？”孙士勋看着宋子铭身旁的半秃头、脑门显得特大的人很面善，但没想起是谁来，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又摇摇头。高齐民走过去和士勋靠近站着，仰头打量着说：“和他爹文源的个头不差毫厘，面相也随，是我的干儿子！怎么，士勋，不记得干爹啦！”孙士勋这才恍然大悟，但他红了些脸，有些腼腆地笑了笑，朝着站在门外的孙士真喊道：“士真，快到后面喊你二婶过来，就说赵阁庄的贵客到了。”“哈哈哈，不好意思叫干爹，倒成了赵阁庄的贵客，不用去喊了，我要自己去看二嫂。”高齐民又说：“宋老师，你去不去？”宋子铭一伸手：“走吧！”
一呼啦几个人拥进尹秀娟的屋里，把她激动的不知如何是好，她连声说道：“真没想到、真没想到，高兄弟你会来，不是做梦吧？”她抓起高齐民的右手使劲握了握，又说：“是高兄弟！”接着便泪水涟涟，泣不成声。高齐民拉着她的手说：“二嫂，先不哭，看看，我和文源的恩师县委宋书记还站着呢。”她赶忙擦了擦泪，笑着说，“宋书记，您快坐。”宋子铭接过士勋给他的水杯，坐到椅子上，说道：“秀娟，不用管我，你和齐民先谈谈。”屋里人多拥挤，高齐民扳着她的肩头说：“二嫂，咱俩到床沿上坐坐拉拉话。”她点点头。高齐民端详着她，说：“二嫂，这十几年，你和孩子们受苦了！”她眼含泪花，微笑道：“也值啦，高兄弟，这不盼来好日子了！”高齐民沉吟了片刻，便切入正题：“二嫂，寻找、联系文源的事，这两年省委和县委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查档案，查各地的烈士名录，甚至日本人、国民党监狱里被捕共产党员名单等，结果都没有孙文源的名字。因此，省委和县委有这么两方面的估计，一是，文源和六名同志逃离石友三的部队后，在回济南途中又被日军冲散，他和两名同志不知去向，因此这时他们三个可能就遇险被害，便不会留下任何可供查找的线索。第二就是他改了名子投奔去了延安。这方面的估计可能性不大，所以，基本都偏向第一方面的估计，就是遇害。”听到这些，她没有任何地惊慌和悲戚，而是异常坦然地说：“高兄弟，文源他早就死了，这不奇怪，战场上哪有不死人的！但这十四多年来，我和孩子们都一直当他活着，才支撑着我和孩子们活下去的信念和勇气！自从文源走后，第一次是五妹文菊跟我说，她二哥有可能去了延安，当时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希望！……”没等说完，她捧住脸“呜呜”地哭起来，边哭边喃喃地诉道：“文源死了就死了吧，可五妹文菊至今没有下落，生不如死！高兄弟帮帮忙找她回来吧，呜呜……”高齐民拿来毛巾给她擦着泪，劝说道：“二嫂，不哭！文菊的事我记下了，这个事我会管的。”
宋子铭看了看手表，说道：“高主任，你喝口水，其他的事，由我来说吧。”高齐民点点头，端起水杯喝起来。宋子铭说：“秀娟同志，文源同志现暂定为遇害，所以还没有定性，党组织还会继续寻找线索，只有活见人，死见尸才最后确定。因此，县委根据文源同志率先成立了骈邑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特殊贡献，暂授予文源同志的家庭为‘光荣之家’牌匾，等以后找到线索确定文源同志遇害后，再追认革命烈士。”那两个年轻干部抬来牌匾郑重地摆放到条几上。宋子铭接着说道：“尹秀娟同志，你收藏宫廷国宝翡翠鹁鸽多年且完好无损，并主动捐献国家，经报省文物委员会批准，给予收藏、捐献人奖励新版人民币三百元，并颁发荣誉证书。”尹秀娟一一鞠躬拜谢！宋子铭问道：“秀娟同志，孙首廉家里还有什么人？”尹秀娟回道：“他本家是没人了，只有他叔伯哥哥孙首礼一家，首礼不是留在上海了吗，家里就他妻子和俩孩子。”宋子铭说：“这些我都知道。既然孙首廉本家无人了，就把抚恤金和烈士证书留在村委里吧。”尹秀娟惊讶地问：“首廉他怎么啦？”“首廉他在朝鲜战场上阵亡啦！前天刚来的电报。”宋子铭痛惜地说。尹秀娟点点头，眼里瞬时便闪出泪花。高齐民和宋子铭此行事务圆满完成。六猛子安排孙文泽找了几个壮小伙，将封存在地库里的几大箱古董宝物抬上大卡车。去开地库门时，高齐民特意瞧了瞧炮楼底下的机关，惊叹道：“原来如此！当年爷爷在炮楼底下喊叫，转眼功夫从后场院的牛棚里出来，原来奥妙在这里。”事情办妥，宋子铭就要开车启程，高齐民说：“宋老师，咱们难得来一回古槐人家，咱们就吃了晌午饭再走如何？”宋子铭抬腕看了看手表，说：“行，肚子咕咕叫了，来不及赶回县城了，不过吃完饭可要付饭费噢！”高齐民哈哈笑着说：“这古槐人家也是我高齐民的家，小的时候，我曾以爬上三百年古槐的最顶梢为荣，以在炮楼上大声朗诵唐诗宋词为傲。宋老师，这顿饭我以东道主的身份、学生的身份请了。”宋子铭未置可否，以老师的尊份，坐上席品尝了尹秀娟最拿手的韭菜鸡蛋水饺。
骈邑战役时，国民党第八军残部北撤到益都，后一路西进南下至云南境内。严慎之还非常善待孙文菊。她虽然戒掉了毒瘾，可到云南后因水土不服，每日里上吐下泻，疾病缠身，严慎之寻医问药，还算照顾周到。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料，严慎之骑马执行任务时，被惊马摔下悬崖死于非命。这下，孙文菊可就惨了！严慎之的同僚们对她唯恐避之不及，她在断掉一切供给的情况下，只好流浪街头，乞讨为生。好歹，云南解放后，她被当地政府收容所登记收留。
高齐民带着尹秀娟的嘱托回省城后，就派人调查孙文菊被羁押国民党第八军之后的情况，调查人员正巧与白旭关系甚密，便轻而易举地从白旭那里得到有关孙文菊的全部情况。高齐民通过民政部门一封函调，便找到了孙文菊的下落，并派人去云南接孙文菊回到山东。孙文菊回到骈邑后，先经过了党组织的严格审查，最后定性为：自动脱党，不予分配工作，回原籍劳动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