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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姚表示要用齐物论、要放下成心去看待历史，就会发现历史中写满了利益获取和利益分配。所以哪怕史书上的某些事件可以美化，甚至可以伪造，但历史书对当时社会的系统记录是不会有错的，史书能告诉后人当时的环境下统治阶层到底是如何来解决资源和分配问题的，如何开源节流，如何互相争斗。
孟子听了非常生气，不过这是第一次有人指出了儒家和法家的根本区别，那就是儒家分利，法家造利。
“夫子，你得放下成心，对儒家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如果你一直拒绝去直面利，就不能看到历史的真相，就不能学会先贤仁政的本质。”芸姚说道，其实还有很多刺耳的话她还没说出来呢。
芸姚没告诉孟子，三皇五帝，商汤文王这些圣贤之所以仁政，那是因为他们分给大家的都是抢来的利。
三皇五帝就不用说了，当时人类开拓洪荒，到处都是机遇，自然是开一块地就分一块地，大家都喜气洋洋。
到了商汤，抢的是夏朝。周文王和周武王父子抢的是商朝，他们都是开国之君，分的都是抢来的利益，自然大气。
到了战国，各国的扩张基本到了极限，向南向北向西向东都没什么空间了，那么接下来诸侯王要分的就是自己的利，那可是分一点少一点，肯定不乐意。
这也是为什么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因为打天下的时候高歌猛进，打下一个地盘就多一个分利的点。可等到守天下的时候，地盘都打下来了，要开始论功行赏，要开始利益斗争，谁都不乐意少拿。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少了，那就拉起兵马继续打。
在守天下的时候，君主会拿出仁义，大家如果都不反对，那么就算是分好了。要是觉得不满意，肯定要说君主是与民争利，是不仁，也避免起兵造反，在仁义的框架下继续协商，妥协。
这些话可以说是红果果，仁义道德完全是分利的遮羞布。说出来肯定能把孟轲气得七窍生烟，所以芸姚没说。
孟子听芸姚要自己放下成心，突然发现齐物论果然是有用的。不过若真的换一个角度看历史，如果君主的仁义真的全部是建立在分利的基础上的，那仁义道德意义何在？
“好，我放下成心。那你告诉我，如果按照你所言，岂不是连圣贤都不讲仁义只讲分利，那仁义礼智、孝悌廉耻还有什么用？”孟轲脸色铁青地问道。
芸姚还真怕孟轲一言不合拔剑相向，见他很冷静，心中便淡定下来，于是说道：“楚国把没有雕刻过的玉称为璞，而宋国有一种食物是老鼠干也叫做扑，虽然在雅言中同音，但完全是两种东西。两国风俗迥异，各种器具也完全不同，但楚国人和宋国人却可以一起吃饭喝酒，就是仁义道德的功劳。”“就好像现在小院里的这么多人，分别来自邹国，宋国，鲁国，越国，卫国等不同的国家，却能在一起聊天，就是因为我们都相信仁义道德。我知道孟夫子你是讲仁义的人，不会惦记我的家产。夫子你知道庄周是个讲仁义的人，不会惦记你的小命，我们大家都是讲仁义的人，所以不会刀兵相见。又因为夫子是客人，我是主人，那么我们就应该各守主人和客人的礼仪，我知道夫子你是好客人，夫子你也知道我是好主人，这些都是仁义的功劳。”
虽然仁义只分利，不造利。但分完之后，大家都要讲仁义道德，这就是一个社会契约，大家都要遵守。通过遵守仁义道德，来确保自己的利是安全的。所以当有人开始强调仁义，和突然说要讲道理的时候，对方不是真的要推行仁义，也不是真的要讲道理，而是通过重申仁义和道理来确保自己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失。因为如果大家都讲仁义，讲道理，那么就应该遵守现在的分配，就不该越界，自然各自安好。
孟子听了之后不由点头，这几句话倒是不错。可不是么，如果不讲仁义，人群就不能聚在一起。但想通了这个道理，他不由说道：“那法家不讲仁义道德，因为造利而让诸国趋之若鹜，只怕是不能长久。”孟子的直觉告诉他法家的弱点已经浮现出来了，但他一时半伙还抓不住。
“确实如此，因为法家的法不可能面面俱到，法是有局限的，执法也有成本，而且执法太严、执法太松都能让人不满。但仁义道德不同，没有明确的规定，也不会强制大家都遵守，但往往大家都会自觉遵守。所以法家之法只是技术，需要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地更换，而儒家的仁义却能长久发展。”简单来说就是法虽然是保护大家利益的，但另一方面也会损害利益。但仁义就简单多了，弹性很大，可以双标，能够最大程度地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法是一条明确的边界，要是越过去，就别怪法不容情了，所以被法拦住的人都不会喜欢法，都会反对法。所以以后秦法被六国人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秦法并不是保护自己的，而是伤害自己的。这就是法家的缺陷，法家能造利，但太平之后却很难让每个人都接受。所以坏人可以接受仁义，但绝对不会接受法律。
仁义则很模糊，有弹性，可以在里面反复横跳，既可以用来自保，也可以用道德武器去攻击别人，谁不喜欢呢。也正因为大家都喜欢，所以男女老少，善良邪恶都可以坐在一起谈论仁义，以仁义为基础进行妥协，而妥协就是文明的象征，不妥协也就是极端化。
孟子心情复杂，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