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润物细无声的贸易对策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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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做出这样的决定基于他个人对于李成梁的两种假设。
假设历史上的李成梁与努尔哈赤当真清清白白，那顾养谦就是辽东边臣中第一个察觉出努尔哈赤的政治野心的人。
万历十三年，顾养谦在吏部尚书杨巍的推荐下出任辽东巡抚，五年后又擢任为蓟辽总督，兼任经略，打理朝鲜事务。
即便张诚没有把顾养谦的弹章拿来，但朱翊钧笃定那封奏疏里有那么一句，“孟格布禄已叛，而从逆努尔哈齐益骄为患，乞行巡按查勘，相机处分”。
“努尔哈赤益骄为患”，这是《明神宗实录》里第一次正式出现努尔哈赤的名字。
就来自于万历十五年十一月时，顾养谦上的这份弹劾王缄的奏章。
不但如此，即使在申时行勉力居中调停，万历皇帝依首辅之言不闻不问之后，顾养谦也没有放松对努尔哈赤的格外警惕。
在万历十六年正月，顾养谦又上了一封《论开原道臣王缄反覆贻祸疏》。
疏中如此写道：
“努尔哈齐者，建州黠酋也。”
“骁骑已盈数千，乃曰奄奄垂毙，倘闻者不察，谓开原之情形果尔，则辽事去矣。”
此时的努尔哈赤势力刚刚在女真三部之中稍稍抬头，麾下只有“骁骑”数千人马，顾养谦却已经察觉出他对大明是个危险人物，上疏要剿灭他，免得以后养虎为患。
并对主张怀柔抚顺，认为努尔哈赤“奄奄垂毙”，不值得过于重视的言官进行了激烈反驳，认为“倘闻者不察，谓开原之情形果尔，则边事去矣”。
历史上顾养谦的上疏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奏效，努尔哈赤因此逃过致命一劫，其实力如燎原之火，日益壮大起来。
万历二十一年，顾养谦时任蓟辽总督，受命处理朝鲜战争后事。
这是他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而即使在这一时刻，顾养谦仍然在警惕着努尔哈赤。
他于万历二十二年上疏御敌新方案二万言，其疏中曰，“国家患虏不患倭，倭不能越朝鲜犯中国，其势不足畏，然自古御夷，常以顺逆为抚剿，权恩威而用之”。
顾养谦对努尔哈赤的先见之明并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
后来由于他在万历二十三年时，对朝鲜战争主张“封贡”方案，认为明廷应该将当时是“关白”的丰臣秀吉封为日本国王，然后从朝鲜战场上迅速撤兵，致使万历二十四年日军又犯朝鲜，于是自动辞官归乡。
顾养谦在身后和袁可立一样遭到了清廷的封杀，清代史官不仅在《明史》中未列其传，连《四库全书》也不录，甚至连顾养谦的著作也全部被列为禁书，遭遇毁禁。
因此朱翊钧做出这样的决定，来自于他对顾养谦此人的信任。
当然这个决定里还包含着另一种假设。
假设李成梁与努尔哈赤不那么清白，那辽东的其他将领，甚至于参与辽事的其他官员，乃至内阁三位首辅，知不知道李成梁与努尔哈赤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呢？
朱翊钧个人的假设是，大多数都是知道的，或者模模糊糊知道一点儿，但谁都没有料到努尔哈赤能在后来对大明造成那般毁灭性的打击。
明廷官员对李成梁批斗得最激烈的时刻是在萨尔浒之战的惨败之后，那时李成梁和李如松都已经死了，李家军也早已不复当年之勇，于是朝中官员纷纷把萨尔浒之战的败因归咎于李成梁身上。
另一个时刻是在熊廷弼以御史身份巡辽之后，但熊廷弼主辽之后因为性格原因造成“经抚不和”，导致广宁惨败，辽西土地尽失，使得朱翊钧对此人持保留意见。
朱翊钧以皇帝的身份重新在万历十五年十一月活过一遍，再看申时行分别为顾养谦和李成梁申辩的奏章时，心里却有了一种别样的滋味。
申时行知道李成梁在辽东养寇吗？
一定是知道的。
朱翊钧这样在心里替万历皇帝回答道。
李成梁善于结纳权贵，他用李氏家族在辽东捞得的好处在朝中遍行贿赂，一度得到申时行、许国、王锡爵这三位内阁首辅的支持和庇护。
所以只要辽东一有内部无法解决的情况，内阁首先就会跳出来回护李成梁在辽东的地位。
如果辽东再无虏寇，那危险的不止是李成梁，还有朝中那些受过李成梁好处的人。
但内阁当真如此在乎李成梁给的好处吗？
朱翊钧觉得他们不全是在乎的。
许国家本来就是徽商，王锡爵家是太仓首富，申时行家单靠姻亲就能富冠三吴，倘或李成梁当真贿赂过内阁，他给的那些好处是远远不及万历皇帝能赐给三位辅臣的。
那内阁为何要如此维护李成梁呢？
除了钱财，除了权势，除了党争，除了李氏一族对辽东形势可能存在的潜在影响，还有一个微妙原因，就是内阁在“倒张”运动之后，集体地对万历皇帝灰了心。
“倒张”运动进行到万历十五年，除了辽东前线无可替代的李成梁，其他凡是被被认为与张居正结党的文官武将，如吏部尚书梁梦龙、礼部尚书徐学谟、兵部尚书张学颜、刑部尚书潘季驯、工部尚书曾省吾、蓟镇总兵戚继光，不论功劳有多大、官职有多高，一律统统被削职殆尽。
朱翊钧换位思考了一下，他发现内阁或者朝廷其他官员说不定也是十分同情，甚至是暗暗地赞成李成梁养寇的。
这个“寇”可以是努尔哈赤，也可以是女真其他部落，或者是蒙古、朝鲜、日本，反正只要能为自家攫取利益，牺牲一点儿朝廷未来的安全也不算甚么。
反正万历皇帝是这么得不知好歹、不分对错，那也怨不得大臣们也跟着不讲原则、不分敌我了。
朱翊钧这时就想起了郑贵妃那天向自己哭诉哀求。
女人对人心的洞察是多么敏锐。
郑贵妃或许早就发现了朝臣对万历皇帝的灰心迹象，所以她实在太害怕万历皇帝会通过“国本之争”来宣布自己与文官集团的决裂。
历史也证明这一招效果拔群，随着“国本之争”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相继谢政，李成梁失去了最大的保护伞，于万历十九年被万历皇帝第一次罢免了在辽东的所有职务。
这一次罢免没有引起反弹，但代价却是辽东局势在李成梁走后更加溃废。
李成梁第一次去职后的十年共有八位将帅担任过辽东总兵官的职务，但每人的平均任职年限都不到两年。
后世对这一段时期的评价是“辽东军政不合”，辽东抚镇彼此拆台，互不相容，故而导致辽东班子内部竭力内讧，无暇边防。
所以朱翊钧对李成梁假设归假设，却并没有因为申时行的这两道奏疏就革了李成梁的职。
他知道李成梁镇辽是众望所归的结果，无论是建州女真还是朝廷重臣，人人都同情李成梁，他们用这种同情默许了努尔哈赤的崛起。
从这个角度来讲，“清太祖”不是李成梁养出来的，也不是努尔哈赤自己打出来的，它应该算是万历朝的大臣们为天下百姓共同选出来的。
朱翊钧知道自己是没法儿命朝臣收敛他们对李成梁的同情的，因此他只能表明自己的态度，先革一个辽东的“主抚派”，再下明旨让顾养谦和李成梁进剿建州女真。
根据以上这两种假设的综合结论，朱翊钧也知道自己的这道命令对努尔哈赤本人并不会产生任何致命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