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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对上古三代之治极为推崇，似乎那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时代。《禹贡》所述雍州之地，大体尽在明之陕西域内。按书中所言，这一片黄土田地在九州中为第一等。吕成亮所发感慨，便是因此。
杨铮自然难以认同，说道：“先秦时田中作物与此际不尽相同，彼时气候土壤与此际也有很大差异，实不可同日而语。江南以稻为主，产量本就比麦高。听说南直隶、湖广、浙江一带，便是一亩中上水田，种稻两季，也可秋收三石、春收一石半，种麦无论如何也产不了这么。”
吕成亮道：“关中也有许多稻田，却产不了那么多啊。”
杨铮道：“想来和水土、气候有关。关中应当比湖、浙冬天冷不少吧。”
吕成亮道：“说的也是。唉，咱们这的农人，其辛苦与江南农人相类，收获却不足其三一之数，可真是没有道理啊！”
杨铮对此也很无奈。“杨古井”能让旱地便于浇灌，却无法改变土地之贫瘠。若没有好的肥田手段，田地的产量实在很难上去。当下又无合成肥料，只能依靠人蓄粪便，效果也是差强人意。又或者，可以种些经济收益高的东西，再换成钱买粮食？似乎也不太现实。
二人边说边行。不出两里，吕成亮的书童背着个包袱赶了上来，跟在众人当中。
吕成亮在外游学数年，去过的地方倒不少，不仅走遍了关中，还随泾阳商人到扬州、苏州一带呆过大半年。谈及所见所闻，虽以科场、文会之事居多，杨铮也听得颇有兴味。久在赤峪里不闻外间事，让他有一种被隔离了的感觉。
讲过几桩逸事，吕成亮忽道：“你的官话是跟你家那丫头学的吧？”
杨铮点头称是，又问：“有什么不妥吗？”
吕成亮道：“那倒没有。只是说话音与读书音终有不同。你学了三、百、千，便该学骈句声韵，以为将来写诗文、时文之基础。”
杨铮便又请教何为说话音，何为读书音。吕成亮便为他分说一番。
华夏地域辽阔，方言众多，为便于交流，需有一共同语，经过不断发展，形成了雅言。孔子教授三千弟子，所用即当时之雅言。至唐宋时，雅言已发展极为成熟，一字一音，遂有唐诗宋词之美，故又名中原雅音。后经蒙元近百年统治，雅音有了很大变化。太祖定鼎天下后，为复华夏正朔，除钦定各阶层衣冠样式外，还集众多博学之士，于洪武八年颁行了《洪武正韵》，以复汉音。但太祖对此书颇为不满，修订后仍觉不当之处甚多。其后又有一版《洪武通韵》，却影响甚小。
究其原因，国初定都于南京，其音自必偏重于江南左近。唐宋时的雅音，则更偏近于关中、河南。
而更为重要的，还是人们说话发音的习惯与宋时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唐宋时雅音，分平上去入四声，唐诗宋词格律平仄即以此分。但经蒙元近百年变化，平声已有了阴平、阳平之分，入声字则多有分化、简化。太祖期望以《洪武正韵》而复古音，终是难行。后来成祖迁都于北平，其地口音与江南又不相同，《正韵》的修订也就此不了了之。
按说读书音即是官话，但至永乐后，两者却有了分别。以北直隶口音为主导的说话音成了官话，但诗文中的音韵仍以《洪武正韵》为准，这便是读书音。
吕成亮道：“这般分音也未见得是坏事。不然我们读唐诗，不免总要去疑惑其格律平仄不符。”
杨铮不由感叹道：“说话音总是在变化，此时与国初相比，恐怕又有了些不同。”
吕成亮道：“正是。就拿我们秦州来说，口音也是一直在变化着，三五十年里或许不显，一二百年来就有许多差异了。”
杨铮笑道：“我们即便熟读唐诗，可到了五百年前，却和唐人说不了话。五百年后的人到了我们大明，也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总得学上一段时间，才能与人交流。”
吕成亮笑道：“你这想法倒是有趣，但以理推之，却是实情。不过虽无法言语交流，但可以笔谈，自汉时隶变以来，文字可没多大变化。”
闲聊间不觉便到了秦州城。吕成亮与杨铮在城外别过，领着书童自大城入城。杨铮则带着月盈等人入西关城，先去胡家肉铺。
胡喜子见杨铮等人到来，很是高兴，让伙计拿吃食招呼他们。黑娃、栓子早起虽吃过了，但闻到卤猪下水的香味，不禁就觉得肚子空了。杨铮却不再吃，胡喜子便与他去后院叙话，月盈抱着从吕成亮书童处接来的包袱跟了进去。
在屋中坐下，胡喜子道：“昨日下午，古掌柜与我谈了‘杨古井’合作之事。我按你说的，只承受三成利。古掌柜觉得有些少，但见我坚持，也就同意了。下来我给他那边送十两银子去，算入个份子，你看可好？”
杨铮点头道：“行，就这样吧。”
虽说此际对商人的限制远不及太祖时苛刻，但杨铮要科举的，自身还是不宜直接经商，托胡喜子之名来做才是正理。拿十两银子入份子，也只是个形式。
若按双方出力多寡来分润收益，杨铮只要三成确有些少。虽然打制“杨古井”全赖古记铁铺，吴知州那边也是古常勇搭的线，但“杨古井”本就是杨铮弄出来的，又有计议策划之功，兼且在吴知州面前的一番表现相当到位，这才有了当前的局面。何况杨铮还送了古常勇鼓风轮的制法。
想必古常勇也明白，古记铁铺虽有打制“杨古井”的最佳条件，但打制“杨古井”却不见得非要是古记铁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