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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世纪的诗人舒岳祥（１２１７—１３０１）注意到浙江的农村妇女多么辛苦地劳动，采茶、车水、从井下汲水、把食物送到田边地头、舂打稻谷、做衣服、种庄稼、卖鱼卖菜。他写了为数１０首的一组诗歌纪念她们的劳动，前３首如下：
前垄摘茶妇，倾筐带露收。
艰辛知有课，歌笑似无愁。
照水眉谁画，簪花面不羞。
人生重容貌，那得不梳头？
田头车水妇，挽水要流通。
乌帽掀炎日。青裙鼓晚风。
翻翻循故步，踏踏似虚空。
听取劳歌意，生身莫嫁农。
江上提鱼妇，朝朝入市。
守船留稚子，换酒醉良人。
不著凌波袜，长垂溅水裙。
浑家同泛客，笑刹别离津。①
诗人和画家似乎很乐于描绘劳动时的妇女；注视着沉浸于劳作、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被人观察的女人，这时候的想像略带一点色.情意味。尽管如此，我们还得感谢他们留下了证据。毕竟在必须通过劳作满足自己衣食之需的大多数家庭里，女人得像男人那样辛苦、长时间地干活。在中部和南部更暖和的地方，女人被描绘为在户外干农活的形象。陆游（１１２５—１２１０）的日记记载，他注意到崇德县一带的女人，脚下一边踩着水车，手上还在捻麻线。范成大（１１２６—１１９３）的一首诗记述老太太、年轻姑娘、孩子在背上睡觉的妈妈们，采桑叶的季节刚刚过去又立刻去采茶。陈藻（１３世纪）写了题为“田家妇”的一首诗，开女人的玩笑，“一田夫妇两身泥”。②
然而无论妇女.干了多少农活，在中国学者看来她们的主要任务还是在别处。女人的工作是耗时、费工、大多数工序需要在室内完成的纺线织布。象征意义上陪伴女人的东西是布，因为自古以来对劳动性别分工简单扼要的说法就是“男耕女织”。③纺织业被视为基本的、可以与耕种相比的生产活动。就如人需要吃饭一样，他们还需要穿衣御寒。男男女女各自做好分内之事，一家人就可以丰衣足食。这个模式长期以来已成为朝廷赋税制度的依据。几个世纪以来，农户必须在秋季用谷物缴纳应缴赋税的大头，其余不小的一部分是在夏天缴纳本色布帛。朝廷就这样在鼓励每家每户织布的背后施加征税体系的威力。
宋代作者继承了长期的传统，习惯于把男人在田间种庄稼与女人在家里制造布匹相提并论。在回忆皇帝登基的文章里，司马光描述了男人不畏严寒从夏到冬的耕地、播种和收割，女人养蚕、绩麻、把线装在织布机上，丝丝缕缕地织成经纬交叉的布匹。他观察到，农户为了完税纳捐，偿还债务，得在夏秋两季加紧劳作，因而，还没等到谷物从田间运到家里，或是布匹从梭子上卸下，艰辛劳动的果实就已不再是他们自己的了。④监管百姓投入生产、
积极务农的地方官，常常提到女人的贡献。１１７９年朱熹催促南康百姓努力干农活，特意号召他们植桑种麻，这样女人就可以养蚕，纺线，织麻布和丝绸。⑤在一项法律判决中，胡颖（１２３２年中举）描述了典卖田地的农民如何在土地上苦苦劳作，积攒每一个钱以赎回田地：“日夜夫耕妇蚕桑，一勺之粟不敢以自饱，一缕之丝不敢以为衣……铢积寸累。”⑥
并不是所有的农家妇女都必须织布。气候和土质的不同使有的地方不出产布匹，而适合出产别的东西例如茶叶，专业化的茶户总可以买回他们需要的布。最穷的农户可能没有能力置备织布需要的土地和设备。种桑树的家庭要有采摘和贮藏桑叶用的梯子和篮子；养蚕和缫丝需要孵化蚕蛾的蚕室，扁平的畚箕，放置蚕箔的架子，缠线的大框子，纺锤和梭子，线轴，纺纱用的大轮纺车。如果自己织布，还要有织布机，一般是竹制的机杼和竹筘。只种麻或种苎麻、棉花的农户即便不需要生产丝绸用的那么多东西，仍需要置办一部分纺线和织布的设备。⑦每生产５匹麻布或苎麻布（每匹大约０.６米宽，１２米长），通常需用１—３亩耕地种植纤维植物。如果以生产同等数量的丝绸为目标，他们就得拿出大约几亩以上的土地，栽上一千株桑树。五口之家每年织５匹布，足够给每人做两套衣服，其余的用来纳捐。⑧
宋代农家妇女生活状况的记录非常少。但是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她们花了很多时间干各种活。本章将具体考察她们的纺织工作需要什么。出于两个原因我用相当多的篇幅描写工作本身。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无知。生活在２０世纪末，我们知道一点做饭、洗衣、照管小孩意味着什么，甚至也知道什么是监管仆人或采茶；但是我们很少知道捻线、纺纱或织布，以及制作布匹过程中的每一道工序是什么样子。第二个原因，由于最终的成品很容易卖掉，换成钱，妇女的纺织工作提出了很多问题，如妇女参与商品经济，她们在家庭内部的身份、纺织方面的劳绩如何影响对妇女社会价值的更广义的评估，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从唐代后期到宋代，经济的商业化进程速度非常快。市场容量扩大，商品空前地多——包括大多由妇女生产出来的布帛——都卷入了市场。商业化对布匹生产组织产生了冲击，更多家庭成为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