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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继续讲，
不知是县上还是镇上，调来了一支救灾队。
一辆解放军大卡车，载满
监狱的劳改犯，下灾区支援修路修桥。那些劳改犯可能是从城市押进山里劳改场改造的。他们站在颠簸起伏的卡车上，丫着嘴巴看穷乡烂屋。大概想，这些村舍已经够破烂的啦，洪水还不放过，硬把它摧毁成残檐断壁。
水灾又瘟疫，确实雪上加霜。
因为围龙屋是墙贴墙，梁接梁，瓦扣瓦，接成围龙的。一间倒塌，很容易牵扯拉倒邻墙。所以，洪水冲塌谢村围龙屋的百分之四十，却牵连到百分之六七十的屋舍不能住人。谁都担心稍翻大风，落大雨，泥墙倒，瓦顶塌，会砸死人。
那些屋子全倒塌的人心里盘算，这屋连屋，烂屋修好了，以后再水灾，还是容易被牵扯倒塌，不如迁出围龙屋，另找地方起独门独户的泥砖瓦屋。但翻转枕头，数数存款，连买瓦的钱都不够。建新屋？想都不敢想了。
加上新换任的村长阿雄说，围龙屋是老祖宗留下的，农村有的是稻田泥，印些砖，把还能用的旧瓦收拾起来，再买少数新瓦，修楔结实，还能住上一两百年。
没钱，什么想法都仅一个“想”字。各村各户还是老老实实听村长的话，开始印砖（注释
）修屋。枕头下有钱的上山砍树，介木买瓦。没钱的也砍竹、割高芒草、削竹篾，建茅草屋。大部分农村人是没钱的。有钱没钱，总要整个栖身窝呀。毕竟不是鸟，枝头一站、树叶下一躲就能活下来。
这次大洪灾把我家和桃子家的屋冲塌倒到只剩下墙基。
我阿姆阿爸、老哑巴和容婶都翻出枕头下的存款，坐在干稻草上数。一分两分，最大面值一元，两家人反复手指往嘴里沾唾沫数，都数不够买瓦的钱。所以，能做的计划是先找块荒地，搭两间茅屋暂住。等筹够钱，再重建围龙屋里倒塌的两间屋。至于什么时候筹够钱，那是个未知数。
这次洪灾，让村里人比以往更强烈意识到钱比什么都重要。钱！哪能生钱呢？
来支援修路的劳改犯说，去广州打工嘛，改革开放了，那里建了不少工厂，没文化也可以进厂做手工。
八十年代初，村里便出现第一波涌出山，涌到县城，涌向省城的“打工仔打工妹”。
我和桃子也很憧憬大城市，很想走出大山，走向大城市。可那时我们才八九岁。能做的是天天掰手指数日子，希望过快些，好快点到拿身份证的年龄，拿到身份证就能去大城市打工挣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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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阿姨讲到这，我记起我爸妈也说过，上个时间
年代初到
年代中，中国掀起一场“外出打工”热潮。许多农村子弟离开家乡，投身于陌生城市。这群人在城市释放他们的青春。城市的瓦屋变高楼，泥地变大理石地，天堑变通途等，一幕接一幕在神州大地上演。这史诗般的迭变有这群人的一份功劳。
而大城市里有文化的人，听说国外容易捞钱。能流国外的、也争着往国外流。我爸就是挤进流去海外的其中一滴水。当然，他只是公派去深造，两年后回国工作。
可后来他还是移民出去了。所以，我爸在外面稳定后，我妈放弃不知多少人垂涎的高中语文老师好职务，跟随我爸到海外生活。可每每，吃不到家乡食物、没朋友扯闲话、寂寞无聊时，就拿我爸出气，“你是思想非常不坚定的坏份子，见哪里好就往哪里跑的自私自利者！”
我爸自然很无辜，他当时也是想让我和我妈过好日子的呀。谁知道时运轮流转，转得那么快？八九十年代家乡还穷得路都不多两条。当时走出了山的人，头都不想往家乡方向回。可就那么二三十年的时间，逆转了！自
年国家出台多项扶持政策来，八九十年代涌出的“打工潮”，开始回流成“返乡热”。城市回家乡潮，海外回国潮。
我爸嘴硬，辩驳我妈，“我们现在生活得无忧无虑，快乐幸福，别贪心，回国竞争很大的。”
实际上他心里酸溜溜的，思念家乡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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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继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