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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周对于杨嗣昌的攻击，却完全是站在理学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的。他认为即使天下再缺乏人才，也万万不可用像杨嗣昌这样应该在籍守制的“不祥之人”，因为这是违天理、逆天道的。杨嗣昌不能坚决回避辞免，就是贪图禄位，居心阴险。
而对于议款，那更是关乎国家大节，即使有百利也绝不能行。何况他还认为，就是从眼前利益来讲，议款也是行不通的。并且他在奏章中说：“不用说建虏必不可款，款必不可成，成必不可久，即使款矣、成矣、久矣，目前宁远、锦州、遵化、蓟州、宣府、大同之兵，何处可撤？”
不过这个逻辑却相当有趣。黄道周似乎认为：由于不好安置因和平而裁撤的军卒，那就根本不应该去追求和平。这样高明的逻辑都能够被推导出来？真心献上我的膝盖啊！
可黄道周的地位和声望远非几个普通言官所能相比，他的攻劾所造成的影响力也就超乎寻常。在这样一股风潮中，杨嗣昌款虏误国几乎已成了舆论中的定评，他在精心筹划十面张网中取得的功绩也被轻松地放置在一旁，没有人愿意为他评功摆好。
好在崇祯皇帝在这个问题上并不糊涂。他出于天朝皇帝的傲慢和形势好转带来的盲目乐观，完全不愿考虑“议款”的建议，但对于杨嗣昌的信任和珍视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弱。他也清楚，朝臣们攻击杨嗣昌带有浓厚的朋党意味，在“款和”问题上立论虽然同他一致，用心却全然不同。他还是一心一意地信用杨嗣昌，同时也禁止再议论对清方构和的问题。
此外，崇祯皇帝还为杨嗣昌的上位扫清了障碍。在六月。他又一次对内阁进行了大改组。他先是在此之前把首辅张志发和黄士俊、贺逢圣、孔贞运先后免除了阁职，这样内阁中已经没有一个同温体仁共过事的人了，而且人数骤减。
之后，崇祯皇帝就开始“逗你玩”了。为了充实内阁，他先组织了一次对重臣的策试，亲自出题，摆出天灾频仍、流寇难平、边饷匮乏、吏治紊乱等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要大臣们出主意、想办法。
可臣僚们怎么不懂崇祯皇帝的心呢？谁都知道崇祯皇帝又有了任用新人的打算，却要用这种虚假的考试来向群臣表示自己的公允。所以大臣们无心答卷，多一半人没写几个字就交卷走了。有人干脆就交了白卷。重臣们也是有尊严的，他们也有“拒绝再玩”的权利。
而崇祯皇帝对此当然是心知肚明，对于重臣们无言的抗议，他也没有责备，不过也继续自己的“逗你玩”战略。
接着。崇祯皇帝又让吏部等衙门走了一下会推的形式。这也是多年没有实行过的，这一次算是对朝臣的一种安慰。但会推选中的名单却基本上没有被采用。最后他还是按照自己事先想好的人选直接任命了五位内阁大学士：程国祥、杨嗣昌、方逢年、蔡国用、范复粹。
崇祯皇帝组织这一届内阁有他的特殊动机。由于长期以来。内阁成员多是词臣出身，虽然文学优长，对于国家各部门的实务却缺乏了解，很难真正起到顾问辅佐的作用，他想要把在中央各主要部门有实际工作经验、又通达干练的大臣集中在内阁里，形成一个通晓六部公务。有实效的班子。因此，挑选的都是有实务经验的重臣。
当然，这次简选阁臣最引起人们注意的当然还是那位“杨爱卿”了。因为他仍然在服丧期里，以不祥之身主持兵部已经大乖于体制了。如今又入值内阁，很有些骇人听闻。于是，崇祯皇帝就打算有朝一日让杨嗣昌充任首辅之职，因为内阁位次一向是按入值的资格而定，只能及早先让杨嗣昌进来，将来才好安排。至于舆论会有什么反映，他就不准备理会了。
为了杨嗣昌的上位，崇祯皇帝真是用心良苦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