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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从南方发往北京的四百万石漕粮是明朝的命脉，张献忠对江南的攻击，导致扬州以南的漕粮全都运不出去了。现在崇祯能收到的漕粮，仅有河南三十八万石，山东三十七万五千石，淮安府十万四千石，凤阳府六万石，徐州四万八千石，连一百万石都不到，京师的粮食供应马上要发生严重的危机。畿辅一带刚刚被清军蹂躏，又发生了秦军兵变，大宗商品粮都被抢光了，拿着银子也不知道该去哪里买粮。
虽然张献忠占领皇宫，杀戮勋贵，对于大明朝来说已经十恶不赦。可是看在这三百多万石漕粮的面子上，说不定朝廷真的能同意他割据江南。
不过，和钱谦益从贼相比，张献忠给朝廷发漕粮这件事也没那么离谱了。
方以智头脑中一片混乱，钱牧斋就这样降了？他倒也不是不能理解钱谦益的想法，毕竟降贼和降虏还是有区别的。此时站在他身后的黄宗羲就曾经说过，就算是中国的盗贼来统治中国，那也比外来侵略者强得多了。抨击明朝官修《元史》中尊蒙元为正统，而把韩林儿、刘福通、徐寿辉称为“贼”的做法简直荒谬绝伦。
毕竟“盗贼”只要当了皇帝，他们的屁股最多一代人的时间就会坐到地主阶级这一边，但民族压迫持续的时间却常常要以百年计。黄宗羲他们没有经历过大元“无为而治”的时代，自然体会不到当年的士绅的感情。朝廷统治能力低下，在基层严重依赖乡绅来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的年代，才是乡绅们最怀念的年代，至于皇帝是哪族人，他们并不关心。
因为大量南方官绅降闯，江南士人对降贼之事早就有过讨论。虽然绝大部分人还是义愤填膺，痛斥这些降贼之人不守臣节，但内心深处其实也没到认为这帮人十恶不赦的程度。比如说顾炎武，就私下发过牢骚，皇帝姓什么，与天下何干，刘李赵朱、汉唐宋明来了又去，天下还是这个天下。如今东虏肆虐京畿，卢象升战死，孙传庭下狱，大明栋梁尽摧，若有永嘉、靖康、崖山之事，乃至于以夷变夏，道统断绝，那才是最可怕的。
当初这种言论也就是敢私下说说，现在贼真的到了面前，刀架在脖子上，情况也就不一样了。钱谦益给大家找好了台阶下，张献忠在这奉天殿上听了钱谦益的“劝谏”，许诺不再滥杀士绅，开科举，甚至请明朝册封，就算是表演痕迹这么重，一样卸下了很多人心里的包袱，让他们成功地自己说服了自己：张献忠既然肯用读书人，肯招揽名士，那他就是个正常的诸侯了，而且还马上要受皇封了，既然如此，向他投降怎么能说是从贼呢？就像当年江东士人追随孙策兄弟，能叫叛汉吗？
钱谦益这个江南士林领袖都开头了，其他人也就放开了，陆陆续续有人上前表示效忠，站到了东首。不过方以智注意到，顾炎武、黄宗羲这些平素言论对皇帝多有抨击，对“贼”有些同情的人，反而站着没动，倒是那些过去慷慨激昂，满口忠君报国的人，很多都站到了东首去。
站到西首的人也不少，钱谦益的同乡瞿式耜一言不发，默默站到了西边，从松江府华亭县来的陈子龙和夏允彝也都站到了西边。侯承祖大步走到西首最前面，还向东边啐了一口。但相比之下，还是东边人多，西边人少。
很快，人群分成了三部分，东边占四成，西边占三成，还有三成留在原地未动。张献忠笑道：“中间的这些先生们，待着不动可不是办法，事到临头，终究是得有个选择的。”东西两边都有人劝说自己的熟人到这边来，劝说很快变成了争论，又迅速上升到对骂，开始人身攻击，张献忠只是拈须微笑，并不干涉。
平心而论，即便是一开始就站到东首的人，也有很多是真正的正人君子，在另一时空对抗剃发令时，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去死。但是仅仅为了不投降张献忠就死，他们觉得实在有点不值当。
方以智看到，自己的好友吴应箕也站到了东首。就算他不知道另一时空吴应箕抗清殉国的事迹，他也清楚吴应箕绝非小人。没想到，张献忠居然还听说过吴应箕，和他聊了起来。
吴应箕在天启末年外出游历，曾见到河南一带土地大规模抛荒，十室九空的景象。他做了一些调查，并写成了文章，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是天灾，而是税赋、徭役太重，再加上地方官府不顾百姓死活，上级官员和监察部门不闻不问。在江南士人的圈子里，吴应箕的文章也曾引起过一些反响，但是大家只是感慨一番，很快就去注意新的流行了。
没想到张献忠说，在北方义军中，很多人都知道吴应箕这篇文章，张献忠甚至能背出其中三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