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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知道湖南有流寇主力的存在，杨嗣昌不敢分散兵力，像另一时空那样几百明军镇压一个县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湖南各地的农民运动依然如火如荼。
农夫、奴仆们闯入高门大户，逼迫他们开仓赈灾，烧毁奴仆身契。佃户与地主重定契约，将一成收入上缴闯军，四成收入缴给地主。至于那些过去贫富矛盾激烈的地方，那就频频闹出人命了。农民军聚众攻打地主大院，地主的乡勇团练也奋起还击，双方连火铳土炮都用上了。平素在土地、水源方面有矛盾的村落宗族之间互相械斗，有的人想在自己的家族内部夺取权力，打得昏天黑地。
局面非常混乱，王瑾也不满意这样的混乱，但这不是他现在能解决的问题。三百年后的湖南农民运动领袖里尚且有百分之十五的不良分子，王瑾发动的农民运动还能有多先进？何况如此规模的农民运动，又怎是区区一个王瑾发动得起来的，正是大明的官绅自己配合天灾发动起来的。
这一路走来，王瑾从来不敢保证自己杀掉的每一个人都是罪有应得。但是王瑾很确信，如果不这么做，会导致更大的灾难。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和孙传庭其实是一路人，只不过他们所坚信的道路不同，代表的阶层不同。
王瑾不想滥杀地主，但如果遇到他认为无可避免的情况，他也能容忍；孙传庭主观上也并不想滥杀农民，至少现在还是如此，但如果遇到他认为无可避免的情况，他也能容忍。
至于最后谁能胜利，那就得用刀枪铳炮来判定了。
王瑾率领的湖南闯军主力从常宁县方向靠近衡州，杨嗣昌吸取了刘承胤的教训，将其麾下的八千明军全部集中于衡州城下。令杨嗣昌为难的是，这里是水路的十字路口，蒸水在衡州城以北从西汇入湘江，稍北的地方，耒水又从东侧汇入湘江。在靠西一点的地方，蒸水的南北两侧又各有一条支流。
如果杨嗣昌将兵力分开驻扎，那么遭到王瑾的突袭几乎是必然的结果。他的兵力并没有太大的优势，一旦被河流分割开来，很容易被各个击破。用浮桥连接也不保靠，浮桥会成为军队最大的弱点，而且闯军在南，明军在北，闯军可以很容易地顺风顺水用火攻船攻击浮桥。
杨嗣昌不像王瑾那样熟悉罗柏·史塔克和詹姆·兰尼斯特，不过这个道理他是想得明白的，他将兵力集中在了蒸水以南、湘江以西的区域，而对于衡州城的东面和北面只以游骑控制。杨嗣昌并不怕城内的闯军突围，那样他正好可以“收复”衡州，至于闯贼跑到乡下吃大户，那是无所谓的，大明朝哪里没有这样的事，皇上不会在意。
如此一来，明军营地就成了一只无从下口的刺猬。杨嗣昌试探性地出击了一次，确认自己对面的敌人的确是活阎王的主力之后，就立刻退回营地。任凭王瑾怎么挑衅，他们就是不出来。
这样简单的办法，让王瑾的所有谋划都无从施展。不过这也有好处，闯军的船只可以不断顺着湘江冲入衡州，为城内提供补给。可是闯军不能这样拖延下去，如果在衡州城下耽搁太多时间，广东兵就会攻下临武、蓝山，陈睿谟和龙在田会师之后，也会再进攻武冈。关宁军不知何时就会赶到，还有广西方面，三千人绝不是他们出兵的极限，很可能再派军队来。
倘若这么多官军云集湘南，王瑾这五千军队就算有三头六臂也抵挡不了。假如王瑾想的话，现在他可以轻易地发动数万人，可是这意义不大，他没有时间和财力去训练他们。要是打两广兵和偏沅兵，这些民兵还能起到作用，等到关宁兵来了，三千人就能轻易打散他们三万人，所以，还是让他们继续在乡下打土豪、占山为王吧。
王瑾虽然在外围战斗中挫败过几次官军，但是杨嗣昌的主力不出动，他还是不能解衡州之围。明军的兵力占优势，正面对战的话闯军是没有胜算的，只能指望明军像刘承胤那样犯错误。既然杨嗣昌不犯错，王瑾只能暂时放弃与他决战，先对付广东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