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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历年七月二十五日。刘浩然在崇明岛海面检阅海军第一规队和海防第一舰队，七月二十八日，刘浩然一行回到南京城。
第二日。监国的皇太子刘焕章前来问安。
“太子。坐。”刘浩然待刘焕章行完礼后指了指旁边的椅子说道，他手里拿着一张报纸，正是前些日子的《大明邸报》，而他看的版面正是弘文院院士王宜循写的《论墨学》。
在这篇文章里，王宜循首先高举墨子的“兴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提出无论治学还是为政，都要以国家、百姓利益为准绳。
痛斥了杨子之学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王宜循提出，“除天下之害者，常享天下之利；共夭下之乐者，常飨天下之福。”他还吸收了古泰西文明的一些思想加上大明这十几年新学术研究的成果提出，国家、社会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如果人人为自己，那么到后来这个国家和社会也没有存在的基础了。因此，王宜循提出，应当提倡墨学的“兼相爱，交相利”王宜循言明，“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利人其目的故在利人。而所以达此目的之手段，则又因人之利己心而导之。只有为他人，他人才会为你，这样才能组成一个互帮互利的社会。否则，人人为己，这个社会除了争斗便没有什么人道可言了。
在文章中。王宜循还总结了墨学的利，“凡事利大于害者谓之利。害大于利者谓之不利；利于大多数者谓之利。利于少数者谓之不利；能使我良心泰然满足者谓之利，否则谓之不利。”
王宜循在利人的基础上提出大同兼爱的思想，在大爱无差的基础隐隐提出一种平等的思想。
王宜循接着又提及墨学在数学、力学、光学、声学、机械方面的成就，大力赞赏墨子提出的“循所闻而得其义”他带着一点讽刺的语气说道，在一千多年前的墨子及其门徒，已经在科学和技术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知道利用这些科技抵御侵略，保卫城池和国家，想不到千余年后。文人只知道钻在故纸旧书中，不仅沾沾自喜地拾人牙慧，连最基本的数学、知物都不知道了。到了只知圣贤书，不知谷物为何生的“废人”
王宜循还重子的辩学，便将其与古希腊的逻辑学相提并论，他在墨子“别同异，明是非”的基础剖析了墨子辩学的精髓。墨子认为人们运用思维，认识现实，作出的判断无非是“同”或“异”“是”或“非”为此，首先就必须建立判别同异、是非的法则，以之作为衡量、判断的标准，合者为“是”不合者为“非”这种判断是“不可两不可”的。由这一思维法则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一系列的思维方法。他把思维的基本方法概括为“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而思维的目的是要探求客观事物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探求反映这种必然联系的形式，并用“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表达出来。
王宜循用墨子辩学与古希腊逻辑学相对比。认为墨子其实已经提出了假言、直言、选言、演绎、归纳等多种推理方法。因此，王宜循认为这应当是大明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
最后。王宜循大声疾呼，夫明文人不能再闭目自大，尊独拘泥，而是应该不分门别地学习春秋战国先贤们的精髓。吸收泰西、印度等文明的长处，以创新精神开创属于大明的新文明。
王宜循的文章可谓是打响了复兴百家的第一枪。一时引起无数的波澜。理学派的文人当然会气急败坏地进行反驳，痛斥其为“异端邪说”有辱圣人，甚至有江南文人要求监国的太子将王宜循从弘文院革名。
但是刘焕章自从上次被江南派当枪使后已经谨慎很多，一时没有表态，后来又看到刘浩然的嫡系一太平派一窝蜂地涌出来支持王宜循，而且还发表了穷发韩非子法术势”法学和荀子的“性恶论”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