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治内政（1）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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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完战事的刘浩然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了内政上。当初东南战事激烈，粮草军用流水介地运出去，几乎将府库掏空了。为了保障后勤，刘浩然几乎连裤子都要当掉去换粮草。幸好有李善长坐镇，指挥调度，这才勉强应付过来。在此刺激之下，刘浩然决心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发展计划来，以后的仗会越打越大，没点家底怎么应付。

刘浩然废除元廷原本非常复杂的路、府、州、县等诸多的地方编制，行省以下只设府、县，设知府、知县主理民政，同知、县丞为副，由行中书省管辖，各县还设巡检一名，统领巡检司的巡捕，负责地方缉奸捕盗等治安事务。

在刘浩然的机构体制中，地方是军政分开，府设都司，县设县尉，执掌地方守备防务，由行枢密院直接管辖，都司负责指挥地方守备部队，而县尉负责指挥和训练各县的民兵。刘浩然以行省丞相的身份颂布了《兵役律》，言明行省治下百姓只需要承担一种徭役－兵役，凡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男丁必须接受一段时间的民兵训练，兵器自备，但是现在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暂时由行省官府供给，凡服五年以上民兵役的青壮就可以抵冲这笔费用，而守备部队则是从各县的民兵中挑选，虽然没有军饷，但是可以免除一定的赋税。守备和县尉目前都是由伤残退役的定远军老兵充任，他们虽然断了一只手，或者是失去一只眼睛，但是不妨碍他们指挥守备部队和训练民兵。

刘浩然接着颂布了《劝学律》，在这部律法里，刘浩然提出了官办和私办相结合，普及国民教育的庞大设想。教育机构分四级，童学、县学、府学和行省一级的高等学府。前三级学府可官办，也可私办，但是必须按照行省指定的课程和教材学习，参加官府组织的统一考试。

在《劝学律》中，刘浩然要求从童学开始，学子就必须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接受军事训练。而且父母亲送儿女读书是一种义务，不履行义务就要受到律法的惩戒。因为这个教育计划耗费巨大，而且在现阶段是不可能完全铺开，但是刘浩然却决定要坚持下去，先从应天、东南等富庶的地方试行。

儒生文人虽然对刘浩然兴学重教表示赞赏，但是也有很多人对学子必须接受军事训练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学子只要认真读书就好了，打仗这种事情自有武夫去做。刘浩然却坚持自己的意见：“遥想汉唐盛世，文人学子能文能武，策马游历天下，一边放着书，一边放着剑，所以才有汉赋唐诗留名千古，雄风远扬域外。而前宋盛文弱武，文人学子们只知道死读书，却鄙视军人武事，结果先有契丹、西夏，后来女真蒙古，累累荼毒。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行省的学子文人再也不能读得一肚子书，却手无缚鸡之力。”

刘浩然更是谈到：“学子文人乃国家之栋梁，不但要能治国理政，还要能行军打仗，现在正是国家危难之际，学子们不接受军事训练，不知兵事，如何能行？”

在驱逐鞑虏，光复中华以及前宋灭国之痛的大义下，这些儒生文人也只好捏着鼻子接受了，毕竟刘浩然把文人学子当成了国家的主人来看待，否则也不会要求这么高。

龙凤二年七月，刘浩然在原御史行台府第设江宁学堂，请李习为学正，聘各名士文人为教授，广收学子。并随即在应天府、太平府、平江府、湖州府、杭州府开始推行国民普及教育。

同月，刘浩然在原集庆路达鲁花赤府设江宁陆军学堂，自任学正，以冯国用为教务，暂设步兵科，骑兵科。计划所有的将领都必须回来轮流学习，一边当学生，一边当教师，总结自己的前期作战经验，并教给轮流前来学习的军官们。

刘浩然又开始筹备开办江宁水师学堂，准备自任学正，以俞廷玉为教务，暂设海防科、海事科。

在陆军学堂里有一批特殊的学生，他们就是童子营。这些以各地孤儿和军中遗孤组成、视刘浩然为父兄的童子忠诚度是无可置疑的，而且他们绝大部分都选择了从军。刘浩然根据他们的特长和意向，选择了十二岁到十八岁的一批人送入陆军学堂学习，这些人将来是刘浩然控制军队的骨干。

而受此影响，军中各将领们也要求将子弟送入陆军学堂学习，而且很多文官也是闻风而动，要求将家中的老二、老三安排进陆军学堂。他们的算盘都很精，现在这年头正是军兴，而且江南的实力摆在那里，铁了心的官员们留下长子读书继承家业就好了，其他儿子送去从军，虽然危险性很大，可是一旦立下军功，那么家族有文武功勋支撑，想不兴旺都不行。

刘浩然顺势设立了江宁陆军童学，专门接受将领官员十二岁以上的儿子前来就读，然后直升陆军学堂。

刘浩然又设置了江宁工匠学堂，专门学习冶炼、锻造、机造等技术，对于儒生文人的一些非议，刘浩然回答道：“行省大行教育，而读书出来能考入高等学府，并成才做官只有少数。而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不能让大部分学子白白浪费，必须给他们也谋个出路。

儒生学子们也不好反驳，他们知道，就算是行省重开科举，那录取的人也太少了，要想让行省一边打仗，一边养着一大堆的读书人，这也不太现实。而且这些儒生学子在心里也认为，让大部分科举无望的学子去学习工匠这样“贱业”，正好与他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划清了界限，突出了他们的重要性。不过刘浩然就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去鼓励学子们不要再往独木桥上挤，改为学习工匠技术。

刘浩然接着开始整顿土地政策，经过战乱，有些地方的地主被席卷一空，有些地主却依然拥有大量的土地。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刘浩然没有打土豪分田地，而只是找了些曾经与蒙古人、色目人狼狈为奸、祸害乡里、民愤极大的地主豪强出来镇压了一番，把他们的良田家产没收，以平民愤，还有元廷赐给江南各地寺庙的大量田地，也被找了借口没收，只留下少量田地让寺庙维持生计。但是这些人数太少，获得的良田也足以分配，刘浩然就大力开耕荒地，丈量无主田地，把治下的大批流民和贫穷百姓安置下来。

对于大部分依然保持现状的地主豪强，刘浩然从几方面入手，首先他确定了最高田租，保证佃农们的生计，而且刘浩然废除了按人丁收税，确定赋税按田地亩数收取，确保了国家能够最大限度从田产获利，所以江南行省虽然赋税定得低，但是收上来的总数却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