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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德被带走调查确实造成了影响,不过影响看上去并不是那么坏。,◎
或许是从这件事里感觉到了危机,也让更多人心灰意冷,三天之内,选择去科西嘉岛工作的工人和工程师增加到
多人,选择去兰芳工作的增加的更多,差不多已经和选择去科西嘉岛的已经持平。
或许是因为远离欧洲的缘故,选择去兰芳工作的人中工程师和设计人员的比例要高一些。
秦致远为这些人开出了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提供住处以及基本的生活设施只是基础,更有两倍于克虏伯的薪水,每年不少于一个月的带薪假期,平均分布于年中的各种假期,包括欧洲的圣诞节和元旦、以及复活节、万圣节、圣诞降临节等等,同时每当处于华人的节日时,这些德国人同样会休假,比如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中秋节。
当然了,华人也同时享有欧洲节日放假的福利。
另外关于工作时间,兰芳也有比科西嘉岛更加详细的规定,比如原则上每天工作八个小时,超过十个小时就算是加班,加班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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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的加班费,节假日加班
倍加班费,每周五天工作制等等,这让管理更加的人性化。
甚至比欧美国家的人性化水平还要高得多。
尤其是在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
要知道,在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在拼命赶工,工人的工作时间动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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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时,加班费什么的就别想了,能准时发放基本工资就算是财务水平不错了。
工人们当然不愿意承担强度如此之大的劳动,于是普遍存在的工会开始组织工人罢工。
但在世界大战期间,每天都处在死亡威胁中的各国政府都是狂暴的,他们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变得杀气腾腾,只要有人敢罢工,那么就把他们全部集合起来送上战场,罢工的组织者则是以“”被诉诸法庭,在英国和德国都出现过这样的极端事例。
所以在遍地哀鸿的欧洲,兰芳的人性化管理就看上去格外吸引人,仿佛就像“兰芳”这个名字一样,每一个字都充满诱惑力,字里行间透露出空谷幽兰的芬芳。
增加工人的福利,肯定就会影响产品的成本,进而会影响到产品的竞争力。
但秦致远认为这都是值得的。
对于兰芳来说,以后要走的路线是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那么产品的利润率就会很高。
增加工人的福利,其实对于工厂主来说,也就是赚一百,还是赚五十的问题。
而在秦致远看来,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地区,能够依靠的是什么?
不是最上层的统治阶级,也不是最下层的劳动阶层,而是广大的中间阶层。
不管是在目前的任何国家,社会收入的分配基本上都是金字塔结构,最上层的人数最少,却占有最多的资源,最下层的人数最多,分配的物资却最少。
最上层的那些人,也就是所谓的“头面人物”,不管他们的出身有多差,一旦混到金字塔最上层,他们的任务就不再是继续攀登更高的阶层,而是保证他们的地位不受影响,于是他们就会失去前进动力,变成社会变革的阻碍者。
最下层的那些人看不到上升通道,他们没有晋升空间,也没有晋升的渠道,简单来说就是看不到希望,于是各种社会问题纷纷衍生出来。
秦致远想创造一种扁圆结构,最上层的人还是那么少,但他们赚的却不是那么多;最下层的人数也少,这部分是不思进褥吃等死的,活该他们受穷。
人数最多的,就是广大的中间阶层。
这肯定需要时间,特别是因为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注定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甚至有可能需要几十年才会实现,但秦致远不气馁,他的心理年龄虽然已经小三十,但这个身体今年才
岁,有的是时间去慢慢实现他规划的蓝图。
更何况对于目前的秦致远来说,因为青霉素和联合石油公司,以及正在运作的“法兰克公司”,秦致远手中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这些工厂每年都会为秦致远带来巨额财富,如果用于民国可能稍显不足,但如果用于打造一个示范性地区却是足够了。
比如说另一个时空中的深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改革开放之初,深圳的价值并不在于他能赚多少钱,而是树立一种模式,成为一个标杆,让处于迷茫中的人们明白“深圳速度”是一种什么样的速度,让不自信的人们了解华人的潜力到底有多大。
这个价值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实际上的作用极大。
秦致远就是想把兰芳打造成另一个“深圳”,一个放大版的深圳。
这并不需要把整个兰芳都建设成另一个时空中的深圳那样,只需要某几个超大型企业,再加上一定程度的宣传,就能形成有相当规模的“示范效应”。
华人中流行“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话,这句话值得从来就不是财富,而是希望和机会。
只要有希望有机会,华人更习惯于使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而不是简单的“等、靠、要”,那些伸手党不管在哪里都不受欢迎。
而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重点放在财富上,只有某些野心家在需要的时候才会这样解读。
明白自己要干什么,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的秦致远有明确的目标。
“兰芳代表团”的德国之行,就是要尽可能利用德国那些即将被拆毁的工厂,那些即将被遣散以及分流到其他国家的熟练工人和成熟的工程师、设计师团队,用近乎拔苗助长的方式给兰芳奠定初步的工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