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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大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城里有三千多官军，这要是打起来，我们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呢。”“我还能害你们吗？放心，跟着我没亏吃。”
阎可义身边聚集着一大群他的发小兄弟，阎可义的家乡是汲县，也就是卫辉府的附郭县，所以在卫辉府城中有很多熟人，这些人有的在本地当兵或者当团丁，有的则没什么固定职业，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副业：贩私盐。
“最近买卖越来越不好做了，潞府最近贩私盐，就不许我们干这行，抓住就杀。官兵来了之后也和他们合伙了，有个叫杨大福的千总最他妈不是东西，三天前在东关外一口气杀了二十多个淇门镇来的盐贩子。再这样下去，我们都没活路了。”
明初实行开中法，朝廷发布招商榜文，让商人将粮食运到指定的边塞粮仓，以此换取盐引，凭盐引到盐场取盐，再运到指定地区销售。每逢要补充国库存粮、赈济灾荒的时候，朝廷也经常用盐引让商人运粮。
到了明朝中后期，官商勾结，豪势之家把持盐务，高价倒卖盐引。甚至出现了不送米到边疆就能拿到相关收据，去盐场支盐的情况。合法商人的权利被严重侵害，国家的财产也这样流入了豪商之手。其中，藩王和勋贵起到的作用尤其恶劣。
弘治皇帝试图清理盐政，他继位的时候，“两淮运司连年称过引盐一百余万，而商人所缴截角引目十无二三，如不严禁，则奸商投机不已，盐法更坏”。弘治帝以叶淇改革盐法，不再让商人纳粮，而是让他们直接交银子，再由国库统一拨银到边疆去籴粮。
粮食缴纳过程中的弊端倒是避免了，但边军将领的贪污也更方便了。居住边地的盐商大量迁往内地，边地粮价暴涨。
而且，弘治帝对于自己的家人非常纵容。张皇后之弟寿宁侯张鹤龄的家奴朱达申领盐引六万九千引，只要转手倒卖，即可获利数万两。户部不肯批准，但是以“深情”著称的弘治皇帝却特批允许。
户部主事李梦阳弹劾张鹤龄“招纳无赖，网利贼民，夺人田土，拆人房屋，虏人子女，要截商货，占种盐课，横行江河，张打黄旗，势如翼虎”，结果被下狱拷打。总算弘治皇帝还没糊涂到家，拒绝了张鹤龄要李梦阳命的要求，反而让他官复原职了。
张鹤龄从此变本加厉地侵吞国家资产，两年后，他又和弘治帝的舅公庆云侯周寿勾结起来，意欲侵吞盐引一百八十万引，户部尚书韩文上疏反对：“国家盐法，专以备边。今山、陕大饥，寇方大入，财政紧张，运输艰难。为何坏祖宗成法，忽视边防大政。”恰逢弘治帝去世，没来得及批复，但是新继位的正德帝还是很快批准了此事。
到了崇祯年间，大明的盐务早已是一堆烂账，万历帝对于自家亲戚的无节制滥赏更是加剧了盐务的崩坏。
万历帝的弟弟潞王、儿子福王在大婚、建府、就藩时的巨额开销，以及占田、经营商铺等问题，都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也不必细表，单说食盐一项。二王凭借自己的身份，攫取了运销食盐的特权，黄河以北，以潞王府运销的长芦盐为主，黄河以南，则是福王府经营的淮盐占统治地位，原本在这里销售的来自山西解州盐池的食盐都被排挤了出去。
在宋代，“河南、河北、曹濮以西、秦凤以东，皆食解盐”。到了明代，解盐在河南也有很大的市场份额。潞福二藩倚仗权势，把解盐排挤出了河南市场，山西的盐商当然也不是好相与的，这就滋生了大量的私盐贩子。
阎可义在当兵之前也卖过私盐，他们这种穷光蛋只能从盐场搞到少量的私盐，走街串巷地贩卖，赚点小钱，很多时候还需要借贷。所以真正赚钱的其实是那些控制盐场的大灶户以及放高利贷的，而时刻冒着生命危险的却是这些小盐枭。虽然朝廷和潞王府、福王府都严厉打击私盐，但很多明军的军官、士兵也参与其中，所以屡禁不止。
农民军来到豫北一带之后，盐枭们屡屡突破官军的封锁，冒死卖盐给农民军。农民军严重缺盐，手里的金银却有富裕，把盐卖给他们，获利可达十倍。所以虽然玄默、曹文诏、左良玉、邓玘等人每个月都得杀几十个私盐贩子，可还是拦不住这些要钱不要命的人。
一想到家里的爹娘妻儿等着他们带粮食回家救命呢，多疯狂的生意都有人敢做。就算是盐枭中混得比较好，已经成了黑道老大的，也为了流寇的银子而舍生忘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