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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在，情况不太一样了，至少目前看来，王瑾的问题不必担心。
王瑾这个人十分顽固，所以他的行为其实很好预测。塔尔摩之所以插手日本、朝鲜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和朝鲜的百姓的确很苦，另一方面也是要试探王瑾的反应。
王瑾的反应不仅让塔尔摩满意，而且远超他的预期。
简单来说就是，王瑾这个人很“蠢”，会花大力气去做一些没有收益的事情，对很多明明很有利的事情却偏偏不去做。
王瑾在嘉定的部署，塔尔摩是清楚的，王瑾的做法简直可以用“迂腐”来形容。嘉定那地方，周围是湿热的原始丛林，华人到了那里，语言都不通，根本无路可逃，只要控制好船只，还不是想怎么压榨就怎么压榨，但王瑾却没有搞高利润的种植园，而是先集体开垦，几年后再分地，强行制造自耕农。顽固地抗拒为世界市场提供原材料的先进方向，坚定不移地走小农经济的“反动路线”。
这还是次要的，毕竟华人都是他自己的同胞，都是拜同样的祖先的人。真正让塔尔摩注意的是王瑾对待高棉人、越人、占人的政策。
王瑾派去的人能够在湄公河口立足，首先是给高棉权贵行贿的结果。以武力来说，王瑾拿马尼拉、巴达维亚没辙，兵发嘉定这种航线成熟的地方还不是吊打。但王瑾的部下在嘉定始终保持着恭顺的态度，无论是税收还是贿赂，都一点不少。即便是自己农庄里华人和高棉人雇工发生冲突，也要送到高棉贵族那里去审理。当然，被他们用贿赂塞饱的高棉贵族会怎么判决谁都清楚，但是能尊重这个程序就已经和绝大部分殖民者的嘴脸都不同了。
在嘉定的垦殖农庄中有学校，教授两种语言，明面上第一顺位的正式通用语是高棉语，其次才是汉语官话。实际使用的方言，还有粤语的广府片、四邑片、高阳片、吴化片、钦廉片，闽南语雷州片，客家话粤台片，越语，占语，回辉话等。
嘉定的宗教情况十分复杂。汉人移民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本身就是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越南的移民中儒释道三家的信徒都有，其中的佛教徒信的是汉传佛教；高棉人信的则是南传佛教；占人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信原始宗教，第二部分信印度教，第三部分是逊尼派，第四部分是什叶派。
在王瑾控制区内部，正式承认的宗教有道教、汉传佛教、南传佛教、逊尼派、什叶派、印度教六种，儒家是不作为宗教的。对于信奉原始宗教的占人，王瑾派去的道士以魔改版的道教向他们传教，很有成效。奉天倡义营对瑶人、黎人及台湾各部族都传播了这种魔改版道教，效果不错，和泛灵信仰的结合度比较好，披着巫术皮的医术对于传统巫术的替代也很顺利。
在回教问题上，信奉逊尼派的占人的信仰源流可以追溯到永乐年间郑和船队中的色目军官，他们和明朝的回教徒一样属于逊尼派的哈乃斐学派，而且有很强的东亚特色。王瑾特意引入了一批广州和琼州的回族移民来同化他们。琼州回族与占人本是同族，来到之后，穷困者先是作为农场雇工，进而成为自耕农，有一点钱财的则以经商者居多，都是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因此他们很容易就能娶到语言相近、信仰相同的占族妻子，并将自己的岳家逐步吸纳到王瑾的统治秩序中来，与广州回族移民之间也并无隔阂。在这种粤语人口占大多数的环境下，可以预料到最终会形成一批说粤语的回教徒，就和广州的回民一样。
总体上来说，王瑾的民族宗教政策就是“三不”原则：不强制改信、不强制改名、不允许传教。一个地区所有的宗教活动都有唯一指定的官方活动地点，宗教的管理者是上级任命的行政干部。回教徒和印度教徒当然不会去别人的宗教场所，但汉人对南传佛教和印度教的神佛都是照拜不误的。儒生一般也不否认“孔子、老子、佛陀都是先知”“孔圣为东方圣人，穆圣为西方圣人”这样的说法。
在王瑾的统治下，汉人同化于其他民族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以汉人的人口优势，这一地区的越人、高棉人及信奉道教的占人早晚会被同化。印度教由于种姓制度，在争取底层方面和均田免粮、贵贱翻蹑的闯军比起来有天然劣势，如果是在印度这种印度教强势的地方，王瑾斗不过他们，但是在嘉定这种可以尽情发挥武力优势的地方，完全可以借助武力优势颠覆种姓制度。什叶派的占人虽然估计将来还是会和逊尼派有隔阂，但他们人数太少，肯定也得说粤语，而且很可能分化出一个与其他什叶派都不同的新教派。
这次辽海行动，更让塔尔摩确定了王瑾的可靠。增援辽海耗资巨大，又是和昔日的敌人合作，势必会让王瑾在奉天倡义营内部有极大的压力，但王瑾还是做了。如果是别的势力，可能还比较需要这些关宁军的老兵，但是闯军并不需要，这些关宁军被送到南方之后，大部分会被遣散，吸纳进闯军的那些人也会分散到卫戍部队和新兵营去。除了防止这些人降清导致清朝力量增加，之前花那么多钱援助他们，还有现在把他们接到南方，可以说对闯军基本上都是负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