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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朝的未来税赋问题，黄小刚和黄娜自然是有过深入的研究，并且在法令的制定与设计方面，也肯定不会用猜拳这种幼稚的方式来做最终的抉择。
毕竟，要论财务方面的理论知识，在这个时代黄娜要说自己是第二，谁敢说自己是第一？
所以，以黄娜的双学士学位证书做为背书，舅侄俩干脆也不再走什么租庸调、两税法、均税和募役、鱼鳞和一条鞭、摊丁入亩这些弯路，直接给它一步到位进入间接税的时代！
在未来的新朝，国家税赋将分为几个主要大类：农工业资源集散时收取资源税（同时获得精确的资源数据）、农工业产品加工后收取增值税（并同时获得
指数）、零售商及门店分销时收取营业税（并同时获得
指数）、海关进出口收取关税（获得进出口价格指数）、高价值商品收取奢侈品税（市场引导及推进高消费）、以及包括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印花税、遗产税等等的行政税。
实际上，早在汉朝就有人对百姓与税赋的关系作出过总结，他的概括性议论如下：“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容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四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汉书·食货志》——晁错）。
此后的董仲舒叙述秦和汉初农民的穷困情况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
到了唐的晚期，陆贽仍旧在感叹：“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陆宣公全集》卷二十二。）
即便是在后人屡屡称道的繁华的唐贞观时代，农民的收入也仅够生活费用。
当时，宽乡农民受田百亩，如都种粮食，中常年份一年可得粟百石左右。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按律令，受田之丁，岁输租粟二石；调绢二丈，绵二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岁役二十日，不役者收庸，日绢三尺。
调绢二丈加庸绢六丈，正好是两匹，贞观年间长期谷贱绢贵，一匹绢得粟十余石，两匹绢需粟二十余石。
此外，还要负担户税、义仓（地税），户税纳钱，数额不详，义仓亩纳粟二升，受田百亩者，年输粟二石，以上几项总计需二十五石左右，因此全年农业种植收入还剩七十五石左右，作为衣食和其他生活费用。
可别觉得这七十石就足够多了，前面可是计算过一个拥有至少四口成丁（成人）的民户，种植百亩田地每年需要的种子就需要十石，加上至少五十石的口粮，真正给能他们余下的并没有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