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4章共同发财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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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四四章共同发财
“臣明白了！”
“明白就好，作为帝国的首相，解决任何问题不能太简单粗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当虑百年事。三五十年内，我们需要丁口有高比例的净增涨，但在三五十年之后，这种高比例的净增涨，是不是还是合宜的？你都要考虑到。不能此时头痛医头，三五十年后再头痛医头，”
全旭笑道：“大明现在是超级大国，有亿兆百姓，有任何差错都会给百姓造成重大的损失，就像人口问题，提升人口有很多种方式，而降低生育年龄，依靠法律问题来制约民众，不仅仅是最愚蠢也是最混账的行为，权力可不是这样用的，老百姓不是木偶，不是傀儡，他们都会思考的人！”
“臣受教了！”
导致当世高夭折率的因素很多，营养不良、卫生条件差、生活习惯不良、抵抗力弱而医疗条件差，世人多子对幼儿照料不足，都是高夭折率的重要因素。
特别是全旭实施新政，包括城市的建设，即使没有条件实现现代城市体系，也基本上是照近代工商业城市进行规划、设计。特别是环境卫生工作的治理，小小的卫生环境治理，可以杜绝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疾病和百分之九十的疫病发现。
全旭的新政一旦实施，甚至没有刻意的去重视高夭折率的问题，就仿佛发生奇迹似的、高矢折率立竿见影的降了下来。
大明帝国想要最终奠定根基，没有人口上的优势是不行的。同时，密集的人口，能保证新兴产业获得足够多的剩余劳动力以及足够庞大的销售市场.
人口多有好的一方面，而一旦人口超量，消耗资源过多、国内矛盾将循环激化的弊端就会日益暴露。
在后世，全旭其实也遇到过非常多的无奈。
就像计划生育政策，早在建国之初，天朝的婴儿夭折率在百分之二十左右，人均寿命不足四十岁，建国后很快就进入了人口的调整增长期。
随着天下太平，社会安定，医疗条件的提高，人口增加的速度逞爆炸式增加，可问题是中国的土地是有限的，粮食的产出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增长，过多的人口，也会使土地所产出之米粮不足，兼之兼并横行，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不会平衡之道，天灾人祸皆能掀起灭国之灾难。
在那种情况下，只能进行有计划的生育。
至于眼下，全旭更不怕人口增涨过速，他所行的对美洲的殖商渗透政策，以及北非的吞并政策和天竺的洗劫政策，也恰恰也需要输出大量的剩余人口。
全旭也是出于种种复杂、甚至彼此矛盾的考虑跟权衡，遂将人口过剩的隐忧压下不说。
不过，对于政务院的意见，他还是以客观公平的态度进行评价：“因公而有争议，是好事，讨论得越彻底，将来出问题的可能性越小！”
沈明泽充基量是中人之资，不过，他却有一个优势，努力学习，擅长举一反三。当然全旭为他定下了“首相当虑百年事”的基调之后，他就在政务院内部工作会议上，学习了全旭用数据调查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
首先就是借助皇家学院的资料和人力，进行了从秦朝到大明朝逾一千七百余年间，山西、陕西、河洛地区共出现一千两百多次旱年。
但是，大规模旱灾，共计十三次，而黄河溢口、漫决、改道之灾，近四百年，要远较陈宋朝以前为频。
经过这次数据和资料的对比发现，随着这三四百年以来，旱涝灾害自然灾害的频率比宋朝之前增加了三倍有余。
大明从来不缺乏聪明人，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沈明泽等内阁大阁开始连续坐阵京城的皇家学院，针对这个问题邀请学者和教授进行讨论。
这次学术性的讨论，还有外籍人士加入，分别是参与过徐光启修撰《崇祯历法》的汤若望、龙华民（意大利人），罗雅谷（葡萄牙人）、邓玉函（瑞士人）等人。当然，更多的则是来自大明各地的学者，以及专业人士。
数据是不会骗人的，中国的历朝历代，皆设太史。西周、春秋时太史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为朝廷大臣。
太史会记录下来各种史料，就是因为这种史料的存在，可以更好的了解西周以至秦汉以来，历朝历代的情况。
根据这些史料发现，黄河改道、变迁甚至、溢口、漫堤与北方旱灾都提高了将近三倍，另外是一个问题是关中地区。
就像西安城，也就是长安，有的历史说是十七朝古都，有的则认为是十三都，有的则认为是六朝。各种观点，其实说的都是一件事情，断代不清，基本上都勉强可以站得住脚。如果以最客观的角度来说，长安就是六朝古都。
为什么在唐朝以后，长安就不再被当作国都了呢？
就这个问题，以及气候变化，这种种事，与关洛地区耕地过度开发、林草锐减有直接关系。世人并不缺乏远见者，西北地区生态恶化的问题，也不是今天才发现。
就像后世，只要是自驾车经过函谷关和潼关，就难以理解，为什么秦国可以以函谷关以拒东方六国百万大军？
函谷关的所谓涵道确实狭窄，可是两侧的山顶都可以通行？难道关东六国就不知道从山上绕行？同样的问题，当时函谷关两侧是桑稠塬，生长着天然桑树林，几乎寸步难行。
可惜，到了唐末那里的桑树已经被砍伐殆尽了。
经过这一些的变化，大明的皇家学院开设了新的研究课题，如《论关洛水旱事》，另外《灾害与环境》。
就是这几年在鼎新朝旱灾减少，因为全旭废除了天人感应的理论，不再需要用神化自己，在漠南漠北，游牧民族消失之后，其实也不算是消失，主要是改变了他们逐草而居的生活习性。
中国历朝历代，能够控制远东和瀚海的朝代不少，然而，无一例外都存在着治理方面的隐患，全氏大明不仅向北方各省移民，同时是禁牧制，等同于在诸胡及羌夷外族势力头上加一道箍，严格限制其势力的壮大，这点很受军方的支持。
游牧民族养羊，而且以山羊居多，山羊的生活环境比较差，形成相应的生活习性。山羊的取食能力强，生活适应性强。草根的干物质含量比叶茎部分多。营养更丰富。在休眠期间草的营养主要蓄积在根部。
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游牧民族只要人口增加，北方的草原生态系统被破坏之后，就会引起环境恶化，也会引起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农耕民族进行为了生存的殊死搏斗。
直到一方倒下为止。
谷全旭其实最初并没有从环境的维度来考虑问题，只是从效率方面考虑，他提出圈养牛羊以种植苜蓿草的方式饲养牛羊，这样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由于牛羊运动量相对减少，容易长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