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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国情，造就了不同的军队风格和作战方式。
日本民族性格喜欢从细微处着手，无论何种事情都要精益求精，插花有花道、喝茶有茶道，做什么都要搞得精细无比，反应到工匠身上，就是可以用极长的时间，极其细致的制造武器，所以倭刀、倭铳（火枪）之精湛闻名于世。
大明在这方面就要差些，中国历代不缺能工巧匠，但明朝在国家层面实行匠户制度，匠户们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没有生产积极性，生活只比奴隶过得稍好一点点，根本不肯花心思制造精良的器械，同时负责的官员上下其手偷工减料，制成品就更加不堪了，很长时间里兵器的质量赶不上日本。
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国土狭窄资源短缺，工匠们可以花很多时间来精心制造一柄武士刀或者一支火枪，却不可能拿大量的铁或者铜来铸造真正的大炮，一个只能发射石头炮弹和粗杆长矛的原始火炮，就誉以“国崩”之名，被视为军国重器了。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由于奇葩的匠户制度，器物精度赶不上日本，但绝对不缺铸炮的原料，何况炮的体积大、管壁厚，就算加工精度稍差些，对威力的影响也不大，匠户们乐于出品。官吏也能扣到更多油水，一门炮要当多少支火枪啊？
于是大体上，日军善使被称为铁炮的日式火枪，明军则批量装备真正的大炮。
秦林设在南京的兵器作坊扩建为金陵兵工厂，改革匠户制度，实行计件工资、流水线作业，生产的枪炮质量大幅提高，除了供应锦衣官校，还为工部专为蓟镇新军所设的匠作坊提供技术指导，现在蓟镇新军装备的迅雷枪、掣电枪，技术水平已优于日军的铁炮。
同时新军延续了明军自朱元璋时代开始的大批装备火炮的传统，因为他们的统帅戚继光非常喜欢火器，戚家军装备热兵器的比例，竟比欧洲三十年后的军事改革家，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的军队还要高得多。
戚老虎，也是戚大炮，当年东南抗倭，戚家军就用鸟铳和虎蹲炮打死了许多倭寇，时隔二十年，戚家军的炮火再次往日寇的头顶倾泻。
而且加倍猛烈！
隆隆炮声中，八十门大炮同时**出恐怖的烈焰，大地震颤，风云激荡，炽热的弹雨以铺天盖地之势砸向牡丹峰。
负责为明军引路的朝鲜大臣李元翼，亲眼目睹这一幕之后，以激动万分的心情在《平倭实录》中写道：“倭寇攻平壤之日，倭铳之声，虽四面俱发，而声声各闻；今天兵之炮，如山崩地裂，山原震荡，不可言状，触之无不裂破，犯之无不焦烂！”
可身处炮口之下的日军，感受就截然相反了，一团团炽热的炮口焰，仿佛来自地狱的死亡之花，冲着他们欢快的绽放。
携带巨大动能的霰弹弹丸轻而易举的突破了一百二十步的距离，穿透夯土垒成的胸墙，狠狠扎进日军的身体。停止作用释放出的巨大动能，往往把中弹的日军掀翻，击断他的骨骼、震碎他的内脏，让侵略者肮脏的血猛烈喷溅，染红了牡丹峰的土地。
可笑日军在平壤与明军前次交战，祖承训在错误命令指引下轻敌冒进，以适合野外冲锋的辽东铁骑去和日军打巷战，装备的三眼铳在威力和精度上都无法与日式铁炮相提并论，从而大败亏输，日军就以为明军技止此尔，在牡丹峰的阵地配置和工事修筑，都以防三眼铳，最多以防日式铁炮为基础。
没想到明军根本不用枪，直接上大炮，第一轮炮火就给毫无防范的日军以沉重打击。
平壤城风月楼日军指挥部，小西行长、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等所谓“战国名将”，一个个张口结舌，做梦也想不到会在战争中出现如此猛烈的炮火，与之相比，著名的长篠合战中，织田信长军用以击败武田家精锐赤备骑兵而闻名全日本的三段击，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完全无足挂齿。
身处牡丹峰乙密台的松浦镇信，惊惧比同僚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的视野中，大地裂开了口子，火山猛烈喷发，炽热的陨石雨从天而降，无情的收割着属下武士的生命。
“退，退到山脊背面！”松浦镇信声嘶力竭的下达命令。
这个时代，火炮发射的程序比较繁琐，尤其是装填弹药的步骤，所以两次发射之间会有时间间隔，日军便能趁机逃到山脊后面躲起来。
明军的炮火总不能拐弯，打到山背面吧！
事实上，在松浦镇信发出命
令之前，就已经有日军从山腰的阵地上爬起来，撅着屁股朝凹地和山背逃跑了，等到他的命令下达，更多的日军脱离了预设阵地迅速转移。
吴惟中憨厚的脸上露出笑容，“佛郎机，放！”
虎蹲炮、灭虏炮确实需要稍长的装填时间，把火药和弹丸以此装入炮管才能再次发射，但佛郎机就不同，除了被称为母铳的炮身之外，还有五个子铳，预先装填了弹药，塞进母铳里面就能即刻发射，子铳的作用有点类似后世的炮弹壳。
顾名思义，佛郎机是佛郎机人也就是葡萄牙人带来的，和明军作战中被缴获并仿制。其实因为加工精度有限，发射时火药燃气从子铳和母铳的缝隙间泄漏，导致射程和威力都不太适于海上船与船的炮战，在葡萄牙人手里也没起到多大作用，倒是明军将之用于陆战，发扬其射速快的优势，反而大放异彩。
